中国的食文化源远流长，谈吃的著述也就不绝如缕代有佳作。但说来也怪，名家谈吃，却往往意不在吃，远的如袁枚那份素净的《随园食单》不说，即如现代文化史上的两位名人周作人梁实秋，也很少胶柱鼓瑟般谈某款菜的秘方或一味渲染珍馐杂错前的大快朵颐，用知堂的话说，他们寻找的是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看来，要想从饮食这件俗事上雅起来，你就不能不把目光投到吃之外，去捕捉蕴含于食品中的情趣风味和文化民俗，否则倒不如干脆去写“烹调大全”一类得了。

    可是，我们也有另外一种谈吃的文本。它目光粗鄙，专注于面条窝窝之类的形而下，为一条黄瓜一个红薯斤斤计较，为肚皮问题殚精竭虑并几乎以吃而不是别的更高尚的目的为中心形成了种种人际关系。这和前贤那些清淡雅致玄意幽远的谈吃之作相去何啻天壤！这一文本就是被称为建国后最杰出的思想家顾准在史无前例的特殊年代给我们留下的几本日记。《顾准日记》在近年里曾是很轰动的书，但现在看来，顾准在日记中思考的东西因时间的流逝已减少了一些光芒，倒是私人化的记述如吃喝拉撒一类对我辈后生更具感知历史的价值。

    关于特殊年代的“吃文化”，过去也有文字涉及，但多为文艺性作品，如阿城穷尽吃相的小说《棋王》，张贤亮描写饥饿在胃里叫喊要吃要吃的《绿化树》，相形之下，《顾准日记》中的谈吃文字更朴素，其本色更能震撼人心。《知堂谈吃》《雅舍谈吃》都是高明的选家替作者编出来的，不知道有人曾想到要编一本《顾准谈吃》否？笔者且先抄其中几段文字，但愿能抛砖引玉吸引选家的注意。

    “用稀饭汤冲代乳粉一大缸，美极。”

    “清晨烤红薯一块。五时许柳学冠等来，无法取出。……天明，我找机会取出我所烤的那块，里外熟透鲜美绝伦。”

    “沈，每回晚回，必另做饭吃。昨天，我特别观察谢德征给他做的饭，面疙瘩，加大量猪油，用芜荽。”

    “今晨，稀饭吃七勺，大便极端良好。”

    “中午饭多，晚饭破稀饭，极绝。今晨大便，还是拉了稀的。”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烤白薯北京很难买到，窝窝头是美味。……想这些事竟至不能入寐。”

    ……

    老实说，第一次如此密集地接触这类干巴巴的近乎鄙陋的文字，既让人不舒服更让人困惑：为了一点烤白薯窝窝头竟至不能入寐，而且时时关心吃后排泄物的干稀，这像一个思想家之所为吗？思想家不是更应该关注形而上的东西吗，如当下某些读物告诉我们的，那代知识份子尽管面有菜色但心忧天下，哪怕饿得浮肿最痛苦的却是没有书看没有精神食粮？但很快，我就为自己这些矫情、残忍的想法感到羞愧。到底是精神的压制还是物质的束缚更能左右一个人哪怕一个思想者的行与思？书生气的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常会给出一厢情愿的回答，事实上，一个成熟的思想者，再黑暗的文化专制也无法遏制他自由思想，正如冯友兰先生回忆的，他当年在大会上一脸肃穆地挨批，心里却在默诵慧能那首“菩提本无树”的偈，相反，如果冯先生也被弄到了食不果腹的境地，他还能这样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地自由遨游于他的哲学王国吗？所以，当生存权都已岌岌可危的顾准如此绞尽脑汁地关注个人的一己之“吃”时，我们除了为之心酸泪落，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他关注那些本应由肉食者筹措的宏大命题？一个第一流的头脑终日被“吃什么怎样弄到吃”的问题所困扰（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等书都是他生活稍稍安定后“呕”出来的），也许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深刻认识到那场悲剧所具有的国家意义和民族意义：试想，当中国的顾准在为窝窝头烤白薯不能入睡的时候，异邦的伯林、哈耶克、哈贝马斯在做些什么？

    文革已经远去，重提顾准这些碜人的文字未免不合时宜，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中也几乎没有人知道有一个时期曾以国家行为来宣传的诸如饮露或静坐练功式的食物替代法了。荒唐也罢，悲悯也罢，这已经成为当代史上不可更改的一页，谁都没有资格以现世的精明嘲笑和回避它。但愿有心人能站出来编一本《顾准谈吃》，同时写一部有关特殊年代的吃文化的专著。这里用得上那句用滥了的格言：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